生活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人们，恐怕很难想象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生活状况。近年来，北京的发展日新月异，很多从国外归来的人都说北京已经和发达国家的大都市没什么两样。对于今天的北京人来说，最时髦的是减肥、健身、休闲。而在西部贫困地区，还有3000多万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在贫困地区，每年都有大批已经脱贫的农民因病返贫。还有很多尚未脱贫的农民因病更加贫困。前不久，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下属的少数民族人口福利基金管委会，和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了“萌芽工程”，组织了一皮北京各大医院的医生到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地区巡回义诊。在云南省保山市荷花乡，记者随同“萌芽工程”的工作人员走访了一位因肝炎而陷入贫困的农民家庭。

　　这一家人就住在这间破屋里，全部家当也值不了一百块钱。

　　我们告诉他今天乡里有北京的大夫来义诊，下午，他来了。病看了，可没钱取药，医院送给了他几盒北京一家公司捐赠的肝病保健品百顺丹。最后，几位工作人员给他捐了一点钱。

　　在这样的贫困地区，看不起病的人不在少数，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六库，医疗队走访了一个傈僳族山寨。戴文龙医生发现了一位患感冒的小孩，他的父亲被怀疑有肺结核，由于缺乏诊疗手段，戴文龙请这位农民第二天到山下的怒江人民医院找他做检查。第二天上午，这位农民来到了医院，戴医生给他做了详细的诊疗，又开了药。

　　连检查带拿药，前后共花了300多块钱。而这300多块钱，都是戴医生自己掏的腰包。

　　戴文龙说，作为医生，他能治病，但治不了穷。确实，由于贫困，在这些地区生存是第一位的需要，看病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成了一种奢求。

　　在采访中，少数贫困农民的现状让记者吃惊！一些农民吃上猪油炒米饭就算是改善生活了。这次医疗队所到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人均年收入大多在800块钱到1300块钱左右，而且大多还是实物折算收入，真正的货币收入更少。不少农民一年的的货币收入还抵不上一个城里人请客的一顿饭钱。同样是看病，在这里的含义和城里相比也大不相同。

　　对于北京人来说，看病要挑好医院，好大夫，而在我们走过的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医生数量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人均拥有医务人员的比例很低。

　　环境艰苦，待遇不高，卫生设施条件差，但是工作在这些地区的医务工作者大多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当地百姓的健康，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毋庸讳言，在这些边远地区，大多数医生的诊疗水平和医疗队这些大牌医生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当一位已经做过绝育手术的水族妇女找到赵扬玉大夫，请她做检查时，赵大夫惊讶地发现，她竟然怀孕了。

　　由于当地医生的失误，这位妇女不得不忍受一次人工流产的痛苦。在医疗队的大夫们会诊和查房的过程中，发现误诊和用错药的情况较多。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在县医院还是在乡卫生院，大多数医生的学历和职称都不高。

　　由于缺乏人才，很多上级配发或其它医院捐赠的医疗设备没人会用。在云南滕冲第二人民医院，有一台深圳捐赠的腹腔镜，放在那儿两年了也没有用过。医疗队的关菁大夫用它成功的为一位妇女切除了卵巢囊肿。

　　在短短17天的时间里，“萌芽工程”西南义诊医疗队在17个医院和卫生院进行了义诊。给5600多位患者看了病。应该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很多医疗队员都感到，应该将义诊活动制度化。最近北京市卫生局发了个文件，要求所有晋升副高职称的医务人员都必须到基层服务一定时间。这就为下乡义诊制度化创造了外部条件。另外，很多医务人员觉得，像这种走马看花式的巡回义诊虽有成效，但效果却不是最理想的。如何改进活动方式，才能达到更好的为农村服务的目的呢？

　　当地的医院大多缺乏医疗设备，我们看到一些大城市淘汰下来的设备在这里仍大有用武之地。当地的医务人员大多很勤奋，但是苦于得不到高水平的指导。对于他们来说，造血式的帮助是最需要的。

　　对于缺医少药的西部地区来说，组织各种形式的义诊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要把这样的义诊制度化。但是这离不开社会的支持，近年来，企业支持公益事业的热情越来越高，这为类似的活动提供了物质保证。

　　中国目前正在城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但是在广大的农村，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赤脚医生消失了。20多年来，9亿农民的基本医疗得不到保障，这已经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软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卫生部开始在全国试点，推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一位当地的卫生官员透露，他估计这个制度如果能够顺利执行，至少能使三分之二的农民解决医疗保障问题。但是，要想使所有的农民，尤其是处于贫困线下的农民也能够享受医疗保障。还有不小的困难。

　　中国现在是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2002年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65块钱，而咱们北京的人均财政收入是它的57倍。如果听任城乡差别继续扩大，我们建立一个全面小康的社会目标就难以实现。最终会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有效的惠及9亿农民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现了社会公平，而维护社会公平，正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建国5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一直靠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现在到了该反哺农民的时候了。